因歷史等因素的糾結，當下國人對日本的理解易走向意氣用事。對于日本文化，常見的誤解有：認為它是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簡單模仿，認為它是不健康、怪誕的，認為它是不健全的集體人格產物，認為它是凝固不變的……凡此種種，均非正見。

不論世事如何紛紜，在文化上應該互相交流、彼此尊重。今年，中信出版社推出了著名學者李冬君的《落花一瞬——日本人的精神底色》一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深入了解的機會。

日本人怎樣看一朵花

寫這本書時，我想了日本文化的五個風景，即花道、茶道、武士道、俳道，其實還有道和香道，但我力所不及。

日本人的道和中國的道不一樣，中國人的道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之謂之氣”，日本人把氣作為道，不管是漢化或者是歐洲化，最后我們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它跟純粹的歐洲文化和漢化都不同。

日本在中世紀漢化時有一個很著名的觀念，叫模糊漢和之界，就是不要那么清晰，要模糊。近代以后，他又提出一個理念叫和洋折衷。

中國文化的道，和我們地緣政治、地理環境、風土都有關系，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地大物博，道也是大而化之的。老莊講“道在瓦礫中”，但道是什么？這要靠每個人自己去悟。日本人不是，他說道是一個禮儀，是一個禮。在禮的修為中你能摸得到它，你能親身實踐，而不是悟。

比如日本的花道，日本人觀花就像觀人一樣，我經常說人是什么？這個沒有答案，你怎么來回答人是什么呢？不知道。每個人都可以說一大堆人是什么。所以日本人觀花之言也是一樣的，十人十色，但是日本人看花有一個總的原則，叫“物哀”，就是他看花會引起一種哀感。這和我們漢語理解的不一樣，看了客體之后產生主體的一種感受，這種感受是一種哀。

這和古希臘是不一樣的。古希臘觀察客體時是認知性的——宇宙是什么，它的本質是什么——我一定要用一種邏輯的、一種理性的東西把它描述出來，然后產生一種知識結構來認識客觀世界。古希臘的所有東西是認知性的，日本不同，日本是感知性的。

所以我看日本文化的時候愿意和古希臘相比，文化的東西都是好的，只要流傳下來就是好的，你不能用價值判斷去判斷它。文化是一個動態的，文明則是固化的，文明是形成了一種樣式擺在那的，已經是固化了。對于文明，有些文化帶不動它，它就死掉了，而文化能帶動的文明，它還在往前走，所以文化是動態的，只要是動態的，你就有可比性。文化的東西，東是日本，西是希臘，中國居中。

中國茶具曾影響日本政壇

日本人看花看出一個物哀，這是他看花的精神底色。日本人觀花的時間尺度用盡了，所以落花一瞬，人就像花一樣轉瞬即逝，這種命運感，他們抓得比較準確，這是他的審美樣式。

開始日本人看的是梅花，學唐朝文化，在詩里面眺望唐朝，但日本沒有梅花，不知道梅花是什么東西，只能從唐詩里看梅花。后來梅花少了，櫻花開始變多。之所以從梅花到櫻花，是一種花文化本土化的過程，這個過程非常重要。日本人在學習外來文化時，會慢慢自覺意識到一種文化怎么跟本土的土壤結合起來，實現本土化。

與此相類似的，是日本的茶道。茶道在日本有宗教的效果，他們說茶室就是他們的教堂。日本武士要進茶室，那個門很小，就要把他的刀和東西拿下來，人要鉆進去，這表示他的一種放下屠刀，到了教堂去洗滌你心靈的效果。

當時千利休是豐臣秀吉的組織部長，豐臣秀吉要提拔誰，千利休就要先請他喝茶，在喝茶的過程中，他察言觀色，看這個人適不適合做這個職位。所以他的茶室設計很小，一個武士進去是張牙舞爪呢，還是很拘謹，都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和修為，所以這個儀式非常重要。

茶道最開始從唐朝過去是一種功能性的，僧人打坐的時候不犯困，到了春天朱光、吳也燒、千利休這三個人，是茶在日本的本土化過程。

千利休的死不僅僅是冒犯了豐臣秀吉，明朝時，日本和明朝有看河貿易，從明朝進口大量的茶道具、名畫、瓷器，這些都是日本當時做不好的，要從明朝運過去，價格很貴，只有商人或者將軍、諸侯們才能使用。

千利休想把它本土化，用日本自己土的東西來做一種茶道具，只要給它附上思想的價值和文化的價值，同樣賣高價。

將軍們收藏了那么多高檔茶具，千利休提倡本土化，這就產生了利益沖突。

用常識無法理解武士道

我特別喜歡日本的俳句，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個詩格局，日本的俳句在審美上就是兩點：一個里面要有花樂，日本人寫詩要有花樂之心，還有一個他的詩里面主要是寞。以芭蕉為例，他臨死的時候跟他弟子說，古詞句是我風格的代表，就是青蛙越古池，撲通一聲響。

俳句表達的和唐詩宋詞不一樣，我們漢詩到最后全是寫詩了，成為一個定式，一寫腐敗就是“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寫邊塞詩就是“長河落日圓”，概念化，讀不出美感。氣象特別大，但是你抓不住。你看松尾芭蕉寫的閃電，他說閃電一閃，我握在手，它像一個燭光一樣的。我握在手，就這么簡單的一句話，氣象也很大，但那是他的個體感受。

在日本，武士必須會寫賀歌，會寫俳句。到了江戶時代，社會和平了，武士們無事可干，開始女人化。中醫原來男相脈跟女相脈不一樣，到了江戶時代，男相和女相脈都一樣。江戶時代主張武士文人化，山本常朝在書中說了一句話：武士道是什么？武士道就是找死之道，你只有知道死才知道生。

中國文化不關注死亡問題，而日本武士道就講究找死之道，在找死之道中，沒有我們傳統儒家倫理道德觀，只有審美。

武士道患有另外的一面，上戰場前要把自己梳洗干凈，化妝盒隨時帶在身上，因為武士要把牙齒描黑了，指甲每天要修，頭發每天要梳得干干凈凈，因為隨時可能上戰場，如果邋遢地去死，就有損于武士的形象。把敵人的頭顱砍下來后，你要把這個頭顱拿回來，由你的母親或者女人把這個頭顱洗得干干凈凈，重新給化上妝，這也是尊重你的敵人。這是武士道的兩面。

日本的武士道我們不能用常識的眼光，否則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為何從仰慕走向侵略

“崖山之后無中國”，這是日本學者提出來，還不是我們自己提出來的。內騰湖南是日本著名的史學家，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他研究中國很到位。最近他的一些書也被翻譯過來。

他的思想對歐洲影響很大，我也看了他的東西，他主張中國的近代化從宋朝就開始，所以他認為元之后不足以研究。這個在日本有一個流派。日本人為什么有這種流派？他也講過中國曾經是我們的老師。他認為日本的漢化程度比元、遼金、清都高很多，文明程度都很高。

清以后，因為是游牧部落，那時日本人的筆記寫了，傳教士的筆記都有，那時進北京，馬在胡同里亂走，隨地大小便，完全倒退。明治維新時，福澤諭吉一方面批判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不徹底，另一方面又說我們已經歐化完成了，已經進入到歐洲國家的行列里，那么我們就應該跟歐洲國家一樣進入中國去瓜分中國。

我曾經有一本書叫《文化江山》，我把中國文化分成兩個部分，有兩個中國，一個是文化中國，一個是王朝中國。

王朝中國最長不過兩三百年，但文化中國直到今天還在發展。我覺得考量文化中國應該從美出發，我們的文化才能往前活下去，才能走下去，而且走出一番新天地，走出一個文藝復興。我在研究宋代時，認為它就是中國的一次文藝復興，但被打斷了，我們還應該接著繼續往下做，在文化的江山里用美的價值觀、用美的眼光重建中國文明。

不管怎么說，讓我們再來聆聽一下魯迅是怎么講的，魯迅說：用筆和舌將淪為異國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以使大家得出這樣的結論：“那么，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我們在不做異國奴隸的同時，我們必須是自己的主人，這樣才能不淪為異國的奴隸。

李冬君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