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蘇鶚所著《杜陽雜編》中記載，“安史之亂”后，被架空為太上皇的玄宗，蒞臨勤政樓，被長安市民發現，人們看到這位從他們視野里消失已久的曾開創開元盛世的皇帝已蒼老如此，不禁百感交集，歡呼萬歲，聲淚俱下。那一刻玄宗萬言難表。這情景叫專權的宦官李輔國很不高興，他以此為借口，將玄宗強制性地牽居到西內宮。

《杜陽雜編》還有這樣一句記載：“時肅宗大漸，輔國專朝，意西內之復有變故也。”這句話的深意似乎是：玄宗皇帝最終不是病死，而是被李輔國害死。只是這條記載沒引起人們的注意。如果玄宗皇帝真的是為李輔國所弒，那么唐朝被宦官殺害的皇帝，就達到了四人之多！說起來，肅宗之后即位的唐代宗對付宦官是有一套的，很有手腕：先是派遣刺客刺殺了李輔國，又誘殺了此后專權的魚朝恩，并且流放了另一名著名宦官程元振。一位皇帝解決了三大宦官，這一勝利記錄可謂唐朝之最。

但進入9世紀后，面對新專權的宦官俱文珍、梁守謙、仇士良、魚弘志等人，越來越孱弱的皇帝就沒辦法了。此時宦官已直接掌握作為禁軍的神策軍。這一制度始于唐德宗建中四年即公元783年的“涇原兵變”。當時，經長安奔赴前線的的士兵發生嘩變，德宗在宦官的保護下倉皇出逃。這一痛史讓他做出一個并非明智的決定：皇帝身邊的禁軍即神策軍的兩名司令官即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直接由宦官擔任。

這樣的決定演變的結果是：皇帝身邊的宦官不再是家奴，而是手握重兵的大將。唐文宗大和九年冬爆發的“甘露之變”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嗎？事變過程在《唐朝的黑夜1》中有詳細描寫，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四名宰相及其他大臣和家屬共計兩千多人，被仇士良、魚弘志所率的神策軍撲殺，造成唐朝第一痛史。

“甘露之變”后，勝利的宦官仇士良、魚弘志作為神策軍護軍中尉，取得了直接參與延英殿朝會的資格。至于唐文宗李昂，按《杜陽雜編》記載，事變后郁郁寡歡，“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有一天，在宮中散步，題詩道：“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又曾在觀賞牡丹時忽吟《牡丹賦》：“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才想起這是遇難宰相舒元輿的作品，“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

就在宦官專權達到登峰造極時，文士李玫寫了一篇志怪作品影射“甘露之變”，并對事變中遇難的四位宰相進行了追憶與紀念，可謂奇文：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于甘泉店。甘棠館西一里已來，逢白衣叟，躍青驄，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醺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發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復問……(《纂異記》)

故事以唐武宗會昌元年之春為背景。故事中，許生考進士不中，東歸家鄉。路過安陽壽安山，欲投宿于前面的甘泉店。未至店，遇一白衣叟，在隨從簇擁下，乘青驄馬自西而來，并吟詩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發人，猶唱開元太平曲。”許生催馬跟進，問其姓名，白衣叟笑而不答，隨即又吟詩一首：“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許生望著此人，知他是鬼，遂跟蹤在后面。走了二三里，天色已晚，來到一個叫“噴玉泉”的地方。噴玉泉在壽安山下，白居易曾有詩《題噴玉泉》：“泉噴聲如玉，潭澄色似空。練垂青嶂上，珠瀉綠盆中。溜滴三秋雨，寒生六月風。何時此巖下，來作濯纓翁。”此時，白衣叟回頭道：“我聽說有幾位名士，會在今晚于此泉下追憶舊事。我昨天被通知參加這一聚會，你不可再跟著我了。”

許生好奇，執意跟隨，白衣叟不語而去。許生尾隨，見前面有很多侍從，他穿插其間，側身而過，侍從們像沒看見他一樣。隨后，他來到噴玉泉邊，下馬后，伏于草叢，屏氣窺視。有四位男子現身于泉邊園林中，一位神貌昂然，一位短小精干，一位高大少須，一位清瘦機警，四人皆“金紫”。“金”指“金魚袋”，“紫”指“紫色官服”。按唐時規定，朝臣的官服分四種顏色：紫色(一、二、三品)、緋色(四、五品)、綠色(六、七品)、青色(八、九品);同時，佩帶相應的“魚袋”。

此制度開始于唐高宗上元年間。“魚袋”用彩帛制作，到武則天時廢除，后于唐睿宗景云年間又恢復。按規定，一、二、三品官佩“金魚袋”(四、五品佩“銀魚袋”)，以此推斷，上面四人的官職都在三品以上。他們坐于噴玉泉北面的石磯上。這時候，白衣叟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