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出世和入世，古代曾有這樣的說法：出世向往禪宗六祖慧能;入世向往在遼金宋元之交，對中國文化發展、民族融合做出巨大貢獻的耶律楚材。元朝政權雖然短命，但影響力不可忽視。一個游牧民族能迅速地統治中原各族，甚至奠定中國今天的版圖，期間關鍵的人物，就是耶律楚材。他曾提出“以佛治心、以儒治國”的主張，對我們當今社會的發展亦有著啟迪。

耶律楚材(公元1190—1244年)又名劉楚材。字晉卿，法名從源，號湛然居士。遼朝東丹王突欲八世孫。世居燕京，精通漢族語言文化，博覽群書，通曉天文、地理、歷法、醫術。原仕金，為開州同知、燕京左右司員外郎。成吉思汗(元太祖)十年(公元1215年)，蒙古取燕后，被召用，備受信任。十四年隨大汗西征，常以征伐、治國、安民之道與成吉思汗探討。(有《西游錄》一卷，記載西征的經歷。)窩闊臺汗(元太宗)即位后，耶律楚材升任中書令，更受器重。國家的軍事政治，大小事務，窩闊臺汗都要先向他請教咨詢，然后才去發號施令。耶律楚材經歷成吉思汗、窩闊臺、乃馬真三朝，均受重用，多有建樹。當時的人們把他與漢蕭何、唐房玄齡相媲美：“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以廊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纏綿二紀，開濟兩朝，赍經綸于草昧之初，一制度于安寧之后，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也。”古今史家多將其譽為蒙古汗國中原政治、經濟、文化制度藍圖的構畫人。由此可見耶律楚材在蒙古統治集團中影響深遠。

耶律楚材出身于漢文化程度較高的契丹貴族家庭，他所接受的系統教育源于儒家思想文化，因而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動中，其言行始終無法超越儒家思想文化的藩籬。對于自己被委以重任，輔佐蒙古新主，耶律楚材以“治天下匠”自詡，以“安得夔龍立廊廟，扶持堯舜濟斯民”自勉，試圖以自己的價值觀影響蒙古君主，建立一個符合儒家思想的理想政體。當時的理學家們提出：“存天理、滅人欲”，而他提出“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二者有相通之處，卻又有耶律楚材的用心，他為了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落，在試圖尋找一種新的精神支柱。

耶律楚材以恢復儒家思想，作為治國的根本，但他提出了以佛治心，站在究竟終極的層面來指導人生治理國家，這樣的思考不是偶然的，這和他早年學佛密切相關。

金章宗泰和六年，耶律楚材17歲即通過章宗親臨的考試，初入仕途，任金朝開州知縣。到金宣宗貞佑二年首都遷至南京，耶律楚材被留在燕京(今北京)，任左右司員外鄖。不久，燕京失守，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絕糧達六十日之久。后城被攻陷，耶律楚材從此和金政府以及家人失去聯系。當時，燕京一帶禪道頗盛，禪師甚多，而耶律楚材獨重圣安澄和尚，常去拜訪，而以祖道相叩。他引用古尊宿語錄中所得，與和尚討論。澄和尚偶而點頭嘉許，他便格外得意，以為自己真有所悟。及至蒙古破城，遭受空前憂患，耶律楚材求道之心更加堅毅，遂再以前所得向澄和尚請教。

這時，和尚大翻前案，否定了他從前的見解。耶律楚材十分困惑，問和尚為何出爾反爾。澄和尚告訴他：以前對他認可，是因為當時許多儒者受宋明理學的影響，排斥佛教。而耶律楚材作為年輕的儒者，又擔任要職，對佛教感興趣，從不甚了了的角度，可以肯定他的態度;但若要真的參究什么是本來面目，了悟佛法的真諦，這個基礎還嫌薄弱，遠遠不夠。所以否定的是他目前的見解。和尚還向他推薦了萬松老人，說“萬松老人者，宗說精通。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在澄和尚的指點下，耶律楚材去謁見萬松行秀禪師。兩人相見后，機緣相投，甚為契合，耶律楚材從此專事修行：“杜絕人跡，屏斥家務。雖祁寒大暑，無日不參。焚膏繼晷，廢寢忘餐者。幾三年。誤被法恩，謬膺子印。以湛然居士，從源目之。其參學之際，機鋒罔測，變化無窮。巍巍然若萬仞峯，莫可攀仰;滔滔然若萬頃波，莫能涯際。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回視平昔所學，皆塊礫耳。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者。豈虛語哉。”

耶律楚材成為當時第一尊宿萬松老人的弟子后，深入經藏，在建議元主施行教化方面，將佛法與世法圓融起來，提出了“以儒治國，以佛治心”的主張。宦海沉浮中，他保持平和覺悟的心態，對元主有著正面積極的影響。

曾有文章記載，耶律楚材得萬松教誨，在被圍困期間，意志堅定，與民同苦，人問其精神支柱，他回答說，是“汪洋法海涵養之力”。“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的法號)年二十有七，受顯訣于萬松。其法忘死生，外身世，毀譽不能動，哀樂不能入。湛然大會其心，精究入神，盡棄宿學，冒寒暑、無晝夜者三年，盡得其道。萬松面授衣頌，目之為湛然居士從源。自古宗師，印證公侯，明白四知，無若此者。湛然從是自稱嗣法弟子從源。自古公侯，承稟宗師，明白四知，亦無若此者。萬松一日過其門，見執菜根蘸油鹽，飯脫粟。萬松曰：“子不太儉乎？”曰：“圍閉京城，絕粒六十日。”守職如恒，人無知者。以至扈從西征六萬余里，歷艱險，困行役，而志不少沮;跨昆侖，瞰瀚海，而志不加大。客問其故。而曰：“汪洋法海涵養之力也。”

耶律楚材從佛法汲取力量，深知佛法的智慧和魅力，在國內極力推崇佛法。一個國家是否強大，要看國民素質的高低。國民素質的提高來自正確的教化。而教化眾生，啟發眾生的究竟思想，是佛法。《西游錄》中說：“甚哉，生民之難治也！速于為惡，緩于從善(學習作惡快得很，學習為善則慢得很)。急導以善道，猶恐不悛其惡，何況遷延而有所需者乎？速以能仁(釋迦牟尼)不殺、不欺、不盜、不淫、因果之誡，化其心;以老氏慈、儉、自然之道，化其跡;以吾夫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使三圣人之道，若權衡然，行之于民，則民之歸化，將若草之靡風，水之走下矣。然后上策于朝廷，請定制度、議禮樂、立宗廟、建宮室、創學校、設科舉、拔隱逸、訪遺老、舉賢良、求方正、勸農桑、抑游惰、省刑罰、薄賦斂、尚名節、斥縱橫、去冗員、黜酷吏、崇孝悌、賑困窮。若然，則指太平若運掌之易也。”耶律楚材早就認識到，社會的和諧、天下的太平需要百姓對佛法要有認識，要學習佛法中的智慧，運用這些智慧來解決問題。

在耶律楚材的影響下，朝野奉佛者甚多。加上他推行仁政，化解了元朝苛政，造福黎民。元主西征之前，有司上奏，建議征調五臺山等地僧徒中能咒術、通武略、有膂力者，組成一支隊伍，隨軍西征。楚材居士上諫元主說：“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從王師也。”元主納諫，改弦更張。

后來，大夫蕭守中又上奏元主，要求廢除佛教僧團，理由是：“沙門不征不役，安坐而食，耗國累民，必此類矣，請除之！”楚材居士為佛教辯護說：“人之生也有天命焉，人力所不能奪與者也。世有辛苦而饑餓者，有安逸而飽足者，修短苦樂，壽夭窮通，萬狀不齊，雖孔明之智，項羽之勇，顏回之賢，仲尼之圣，亦不能移其毫發，豈彼沙門能窮吾民、耗吾國耶？故萬世之在天下，天與則生，天奪則死，沙門亦天地間一物耳，其亦天養之也。天且宥之，子獨不容，隘亦甚矣！”。

耶律楚材的“以儒治國，以佛治心”思想在《西游錄》中便有所體現：“以吾夫子之道治天下，以吾佛之教治人心。”而在《寄用之侍郎》中，他說：“窮理盡性莫尚佛法，濟世安民莫如孔教。則我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則樂釋氏之真如。”在給自己的恩師的信(《寄萬松老人書》)中，他寫道：“治天下之道為治心之所兼耳”，意即先治心、后治國，佛教才是治國根本。盡管如此，他的思想還是受到師父萬松老人的批評，老人說這是“屈佛道以徇儒情”。耶律楚材卻不這么認為，他以這種思想來接引更多儒士，最后令他們導歸佛教。他向萬松老人解釋說“屈佛道以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雖然，非屈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為道之余滓矣！”(卷十三《寄萬松老人書》)又認為“渝及弟子，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楚材破二作三，屈佛道以殉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權也。教不云乎？無為小乘人而說大乘法，弟子亦謂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也。故以是語餌東教之庸儒，為信道之漸焉。”在耶律楚材看來，“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如同魚餌一般，是緩和三教之間矛盾關系的一個善巧，給儒士們讓一個臺階，最終都是要以佛法來做心行的指導。這是他英明的一招。

耶律楚材自小受佛教的影響和熏陶，他說自己“余幼而喜佛，蓋天性也。”成人之后又在佛門學習三年，受到佛教思想的嚴格訓練。這與一般漢族文人士大夫以接受儒家思想訓練為主為先是不同的。他受法乳滋養，也用佛子言行報效。他一生精通佛法，雖位至大臣，卻并不以做官為目的，時時處處以救國救民為急務。為了阻止元軍燒殺汴梁，因正諫不能令元太祖信服接受，就以“奇巧厚藏”的物欲之餌，打動了元太祖的心，使汴梁躲過屠城之災，至于逃俘免究，更保全了不知凡幾的人命。耶律楚材的功德，不僅如此，蒙古人初入中原，原本號稱要殺盡漢人，把中原變為牧場，幸而耶律楚材深明佛法，諫止殺機。究其源頭，是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指導了他的作為，也因此，楚材居士進入歷史的視野，成為一代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