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文字：“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玄真君”，直覺反應那肯定是道士的名號。有所不知的是，擁有這個頭銜的并非一般道士，而是嘉靖皇帝朱厚熜。《明史》對他的評語還算比較客氣，稱他為“中材之主”。孟森《明史講義》對他的評價是：“終身事鬼而不事人”。在這點上簡直無人能及，豈是“中材”而已。

讀者諸君可能會說，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觀點，皇帝崇信道教似乎不必非議。其實史家非議的并不是宗教信仰，例如谷應泰對于“世宗崇道教”有這樣的說法：“因壽考而慕長生，緣長生而冀翀舉……及其末年，猶餌丹藥，蓋游仙之志久而彌篤。”

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癡迷于道教齋醮，一味向玉皇大帝獻“青詞”(寫在青藤紙上的頌詞)，不但自己癡迷于此，還鼓動大臣專心致志撰寫“青詞”，培養了一批精于此道的“青詞宰相”(如夏言、顧鼎臣、嚴嵩、袁煒、李春芳等)。二是在道士邵元節、陶仲文之流的指導下，為了自己的“養生”，煉制長生不老的丹藥，熱衷于“采陰補陽”(即與童貞處女相交的“房中術”)。

道家“養生”理論在明中葉的上流社會風靡一時，《金瓶梅》中的西門慶就是一個典型代表，不過和朱厚熜相比稍顯遜色。為了延年益壽，他把豆蔻年華的宮女作為“采陰補陽”的工具。日復一日的“采陰補陽”，必須不斷服食道士們為他煉制的“房中藥”(春藥)。這種藥稱為“紅鉛”，它的奧秘正如《萬歷野獲編》所說：“用紅鉛取童女初行月事，煉之如辰砂”。無怪乎歷年陸續進宮的少女數以千計，原來她們既是“采陰補陽”的工具，又是“供煉丹藥”的原料，最終都成了朱厚熜的“藥渣”。

受到朱厚熜雙重蹂躪的宮女忍無可忍，終于導致震驚朝野的“謀逆”事件。嘉靖二十一年(1542)十月二十日，朱厚熜夜宿端妃曹氏宮中，宮女楊金英等人，乘朱厚熜熟睡之機，用繩索套上他的頭頸，想把他勒死。或許過于緊張，或許操作不當，打了一個死結，并未致命。

參與此事的宮女張金蓮知道事情不妙，溜出來報告皇后。皇后火速趕到，解開繩索，朱厚熜得以蘇醒。皇后立即命令太監張佐等人逮捕宮女，嚴刑逼供幕后主使人。其實那是宮女們的自發行動，并無主使人，皇后卻假公濟私，以“首謀”罪牽連寧嬪王氏，以“預知”罪牽連端妃曹氏，把端妃、寧嬪以及楊金英等，不分首犯從犯，一律凌遲處死，梟首示眾，她們的家屬，十人斬首，其余的發配功臣家為奴。

朱厚熜大難不死，說起了風涼話：“朕非賴天地鴻恩，遏除宮變，焉有今茲！”嘴上講著“天地鴻恩”，內心深處卻驚悸得很，朱厚熜匆匆忙忙搬出了大內，移居西苑。此后更加潛心玄修，一直到死都執迷不悟地和道士們混在一起。

最早獲寵的是龍虎山上清宮道士邵元節。嘉靖三年(1524)，朱厚熜在乾清宮便殿接見他，一見如故，命他專門負責齋醮的祈禱、祭祀，封他為“真人”、道教總管，官居二品。嘉靖十五年(1536)，皇子誕生，朱厚熜以為是邵元節“禱祀”有功，任命他為禮部尚書，享受一品俸祿。道士出任尚書，簡直是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三年后，邵元節病死，朱厚熜派太監為之護喪，按照伯爵規格撫恤。

嘉靖十九年(1540)，道士段朝用打造銀器送給皇帝，說：用來盛飲食或上供，“神仙可致”;但必須深居簡出，不和外人接觸，才可以煉成“不死藥”。朱厚熜大喜過望，當即向大臣們宣布：朕休假一兩年，由太子監國(代理皇帝職權)。

為了“不死藥”，皇帝居然要休假一兩年，滿朝大臣驚愕得不知所措，卻沒有人敢于阻攔。在此緊要關頭，太仆寺卿楊最挺身而出表示反對，他說：聽到皇上這一諭旨，“始則驚而駭，繼則感而悲”，堯舜湯武這些圣賢以為“修養成仙”之事不易得，因為不易得，所以不學。希望皇上“不邇聲色，保復元陽，不期仙而自仙，不期壽而自壽。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足以傷元氣，不可信也”。說得入情入理，朱厚熜聽了竟然暴跳如雷，把他關入錦衣衛鎮撫司詔獄嚴刑拷訊，致使楊最瘐死獄中。

迫于輿論壓力，朱厚熜不得不放棄休假一兩年的想法，卻耿耿于懷。不久監察御史楊爵支持楊最，批評皇帝“經年不視朝，日事齋醮，工作煩興，嚴嵩等務為諂諛”。朱厚熜壓抑的怒氣頓時爆發，命錦衣衛鎮撫司嚴刑搒掠，打得他血肉狼藉，幾次瀕臨死亡。戶部主事周天佐、陜西巡按浦鉉為楊爵申辯，也先后被他的御用特務機構活活折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