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6年皇太極易“金”為“大清”，可謂各種內(nèi)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就主要的內(nèi)部因素言，“金”國號已不足以規(guī)范其未來的發(fā)展，更不利于安撫其已統(tǒng)轄的漢、蒙民族;以關(guān)鍵的外部因素論，“大清”國號合乎“大元”、“大明”取號的傳統(tǒng)，氣勢、取義更勝過“大明”。

當(dāng)年努爾哈赤落難的時候，騎了一匹馬逃難，這匹馬是青色的馬，因為后面追兵追得很急，努爾哈赤騎著馬晝夜逃跑，結(jié)果把這匹大青馬累死了，努爾哈赤對著大青馬就說：“大青啊大青，將來我得了天下，我的國號就叫“大清”，。當(dāng)然這個清是諧音了，這是個傳說的故事，大家不必當(dāng)真。至于清朝為什么叫“大清”？其來源與含義在《滿文老檔》、《滿洲實錄》、《清太宗實錄》等官書中均未作任何記載，雖然學(xué)界有著種種說法，但是仍然為一個歷史之謎。

目前史家大致從這幾個角度來探討這一問題。其一，是聯(lián)系當(dāng)時的政治、軍事、文化、民族形勢，考慮到皇太極建大清為國號的同時，采漢式尊號、用漢式年號、上漢式謚號，以及制定漢式皇帝儀仗、冠服，甚至祭祀孔廟等等的情況，則漢式國號“大清”，取義自然應(yīng)該是本于漢族經(jīng)典，合乎漢族傳統(tǒng)文化，順乎漢人一般的思想觀念。

由這一思路出發(fā)，“大清”在氣勢、含義等方面，應(yīng)該壓住了“大明”。由此而發(fā)的關(guān)于大清國的“大清”的諸種猜測主要有以下幾個：(一)有的人從文義上釋“清”為“掃清廓清”之義。(二)而最易見出的，“明”屬火，明國姓“朱”色赤，赤為火色;而“清”、“滿洲”(新定族名)三字都帶水。此符合五行相克說之水克火，寓清滅明的吉祥之兆。又原國號“金”，以五行論，犯火克金的忌諱，皇太極之廢“金”，可能這也是一個原因。金啟孮進而認(rèn)為：“‘清’應(yīng)是‘明’的同義詞，有與‘明’比美之意。

從太宗改元‘崇德’，可為旁證;‘祟德’與‘崇禎’亦有比美之意。”(三)就為政而言，“清”可以表示王者的風(fēng)范，王政的理想。“清平”即太平，“清時”即太平盛世，“清晏”即清靜安寧，“永清四海”即天下永遠(yuǎn)安寧。又有“清明”一詞，尤其值得注意。《詩·大雅·大明》：“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禮記·孔子閑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禮記·玉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都是“清”在“明”前，“清”居“明”上。

綜上所作間接的推測，可以斷言：就漢文化系統(tǒng)言，皇太極所以命名國號為“大清”，在于“大清”的氣勢、含義的確壓住了“大明”。

那么，在女真或滿洲方面，“大清”的來歷及意義又有什么說法呢？依據(jù)眾多學(xué)者的研究，答案是這樣的。日人市村瓚次郎指出：“金與清在北京音稍有相近，金為Chin之上平，清為Ching之去聲。北京人可明確區(qū)別開，然外國人則頗易混同。”有學(xué)者肯定了這一看法，認(rèn)為：“清即金之諧音，蓋女真語未變，特改書音近之漢字耳。”亦有專家認(rèn)為，“清”與“金”為一音之轉(zhuǎn)，這兩個漢字在寫法上雖異，而在滿語里發(fā)音卻無差別。他說：“撫近門款識漢文之大金，滿文卻即系后來通用之大清。因知太祖稱國號為金，至太宗改號清，不過改漢字之寫法。

其實滿人讀金、清同音，改號乃改漢并不改滿，漢文之大金，稱至崇德元年(1636)四月以前為止，滿文之大金，終清世未有異也。”《清代全史》也附和說：大清為大金近音字。太宗之所以堅持更定國號，是因為“金”曾激起漢族人民的仇怨太深，不稱“金”可以減少他們對清朝繼續(xù)擴張勢力的阻撓。再則，這是太宗已定下入主中原之策，原來的金朝最多統(tǒng)治半個中國，太宗要建立全中國的一統(tǒng)天下，為適應(yīng)政治上的需要，更定國號為“大清”，它是太宗重定國號的又一動機。

以上觀點基本上是從漢語角度來解釋的，又多把“金”轉(zhuǎn)換為“大清”再予以分析的。但是既然清朝官書沒有記載“大清”之事，說明它不是文館的文官、舉人們所承擬的，因為他們的建議一般記錄在冊。因此，有學(xué)者認(rèn)為：“大清”這一國號并非來自漢語，也不是滿語固有詞，可能是滿語中的一個蒙古語借詞，即“代青”(daicing)。因此，大清國的意思應(yīng)為“上國”(“至高無上之國”)，或“善戰(zhàn)之國”。其根據(jù)如下：

其一，“大清”不是漢文“大金”的一音之轉(zhuǎn)。因為漢文的“大金”與“大清”的寫法、讀法不一樣，滿文“大金”與“大清”的寫法、讀法也不一樣。大金的滿文為aisingurun，而大清的滿文為amba daicing gurun。

其二，皇太極對滿語等滿族文化情有獨鐘，不愿放棄，故很難推想他會以漢語命名其國家。天聰八年(1634)，皇太極曾下令“事不忘初”，將其統(tǒng)治下的后金官名、城邑名一律改成滿語。時隔僅兩年，他用漢語來命名其新政權(quán)的可能性不大，而用滿語的可能性較大，但滿語中又無daicing這一固有詞匯，只有蒙古語借詞daicing。所以，大清國號，實源自蒙古語。

以上清史研究專家的論斷，各有其理，又互為補充。以此可見，1636年皇太極易“金”為“大清”，可謂是各種內(nèi)、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結(jié)果。就主要的內(nèi)部因素言，“金”國號已不足以規(guī)范其未來的發(fā)展，更不利于安撫其已統(tǒng)轄的漢、蒙民族;以關(guān)鍵的外部因素論，“大清”國號合乎“大元”、“大明”取號的傳統(tǒng)，氣勢、取義更勝過“大明”。

順治元年(1644)五月二日，在他去世僅僅八個多月以后，其十四弟多爾袞便率領(lǐng)著由滿、漢、蒙三方組成的大清軍隊，順利地開進了大明京師(今北京);又過了僅僅四個月，其六歲的九子福臨便已端坐在大明的金鑾寶殿之上，并于十月一日舉行了隆重的定鼎登極大典。隨著殘明永歷帝于順治十六年(1659)逃入緬甸，大清順治帝福臨便正式成了九州共主，“大清”也正式成了天下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