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晉惠帝司馬衷，沒有人不認為他是一個弱智的“白癡”皇帝。而人們對他“白癡”的認定，又主要是基于兩件事情。一件事是：有一次，司馬衷帶著一群太監在御花園里玩。突然間，園中池塘邊的草叢里，響起了一陣蛤蟆的叫聲，司馬衷環顧左右問：“這些小東西是在為官家鳴，還是在為私人鳴呢？”，太監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問這話是什么意思。還是其中一個太監機靈，隨機應變回答道：在官家地里叫的為官家，在私人地里叫的為私人。，司馬衷覺得這個太監回答很到位，很有辯證法。所以，也就似懂非懂地點點頭，認可了。

另一件事是：有一年，天不佑晉，各地都鬧起了饑荒，地方官員把災情上報朝庭，說災區己有好多百姓餓死了。司馬衷問大臣：“好端端的人，怎么會餓死了？”大臣回答道：“天下鬧饑荒，老百姓連糠都吃不上，當然就餓死了。”司馬衷還是沒有弄明白，又傻乎乎？”。是呵！沒有糠吃，沒有樹皮吃，沒有草根吃，可以吃肉，可以吃魚，可以吃熊掌呵！正是因為以上兩樁公案，大家便一致把司馬衷首長推舉成為了史上最弱智、最愚蠢、最白癡的領導。

可是，僅憑以上這兩個孤立的題目，就能測定一個人智商的高低么？說服力顯然還不夠。“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從遺傳學與“血統論”的觀點來看，晉惠帝司馬衷沒有理由是弱智的“白癡”啊！更何況他還是龍鳳結合的“龍鳳胎”哩！他的老爸司馬炎既是晉朝的締造者，“長發委地，姿容甚偉”，也是一個陰謀家;他的老媽楊艷，出身高貴，“少聰慧，善書，資質美麗”，也是一個賢皇后。這樣一對“強強’聯合的龍鳳夫妻種子選手，怎么會弄出一個癡呆兒呢？“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無論是用遺傳學，還是用“血統論”來解釋“司馬衷現象”，都說不通嘛！也許是人們誤讀了“蛤蟆叫”與“食肉糜”的故事了吧？那也是說不定的哦！

譬如司馬衷關于“蛤蟆叫”的發問吧！你能說很“白癡”嗎？我看不一定。三個和尚說禿，三個儒生說書，三個屠夫說殺豬，什么人說什么話。司馬衷是搞政治的，搞政治的就容易把什么問題都往政治上靠，政治家問政治，是弱智么？司馬領導天天在朝堂上聽的是文武官員的百家爭鳴，爭呵爭的，鳴呵鳴的！他們究竟是為公爭還是為私爭？是為公鳴還是為私鳴？這可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啊！解決了這個首要問題，一切安邦定國的問題就都迎刃而解了。司馬首長是一把手，他看到那么多人天天在朝堂上爭得面紅耳赤的，他們天天在叫什么呢？天天在爭什么呢？政治家司馬衷多么想把這些人的心思弄清楚啊！天天揣著這些心事的政治家，會不會是因此產生了把池塘當成朝堂，把“蛤蟆叫”當成“百官爭”的幻覺，才脫口說出：“為官乎，為私乎？”的問題呢？

再譬如司馬衷關于“沒有糠吃，為何不吃肉糜？”的問題。這個問題問得確實蠢到家了，糠賤肉貴，糠多肉少，吃糠沒有味，吃肉噴噴香，這是基本常識，連這一點都不懂，不是白癡是什么？可這是什么人的基本常識呢？是司馬衷的嗎？當然不是。這是平頭百姓的基本常識。當官當到司馬衷這一級，天天吃的是山珍海味，時時嘗的是熊掌魚翅，一盤盤油膩膩的大菜，吃多了，連筷子都不曉得往哪里下了，(晉朝歷史)嘴里豈不會淡出個鳥味來？他哪里吃過糠啊！他一定以為吃糠香得很呢！常言道：物以稀為貴，多為賤。所以，司馬首長的基本常識正好與老百姓的基本常識相反：吃肉是那么多，吃糠的沒見過，吃肉己無味，吃糠定出味，這就是皇帝司馬衷的基本常識。據坊間傳聞，明太祖朱元璋在元覺寺當和尚時，需要外出化緣，經常忍饑挨餓，有一頓沒一頓的。一天，一位老太太見朱元璋餓得可憐，給他吃了一碗白菜豆腐湯，朱元璋覺得這是從沒吃過的天下美食，遂問老人，此何食也？老人答：此乃“珍珠翡翠白玉湯”。多年以后，朱元璋還記掛著那位老太太和那頓佳肴，說那是生平吃得最好的一頓“珍珠翡翠白玉湯”，就連御膳佳饌也不如它。因此，當司馬首長聽到百姓連糠都沒得吃，還餓死了人的時候，一定想到了為什么不把最賤、最多的肉拿出來做成肉糜吃呢？你說司馬衷“白癡”？司馬領導一定還會暗自笑話：你才“白癡”呢！

人對真理的認識是從哪里來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是地下長出來的嗎？都不是！而是從生活與工作實踐中得出來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老百姓在實踐，司馬衷也在實踐;升斗小民的生活實踐是住草屋，吃糠粑，司馬皇上的生活實踐是住宮殿，食肉糜。可是，究竟應該以誰的實踐為標準呢？糠粑與肉糜，孰賤與孰貴？區分誰是真理，得看是誰在實踐了。分不清稻麥五谷，是愚蠢，那是農業社會的智愚檢測標準;弄不清人腦電腦，是落后，這是城市社會的智愚檢測標準;非要說高房價是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長的好辦法，那是既得利益集團的房價判斷標準。總而言之，晉惠帝司馬衷的“白癡”，就是讓住宮殿，“食肉糜”的實踐給鬧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