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 )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后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后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于立群，(1916—1976)被稱為“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于北京故居。

媒妁之約——張瓊華

1912年舊歷正月十五日，20歲的郭沫若奉父母之命，和蘇溪張家的姑娘瓊華結婚。結婚儀式依照舊俗，他身著長袍和對襟馬褂。

提起郭沫若的婚事，說來話長。本來他在10歲以前就訂了婚，可女方沒過幾年便夭折了。后來，縣視學王畏巖先生遣人到郭家替女兒說親，論年齡與郭沫若相當，偏偏他五哥的未婚妻剛剛亡故，王家小姐最終成了他的五嫂。郭沫若自此以后便不愿訂婚

頭年的一日，郭沫若接到一封家信。信上說，母親已給他訂了婚。女家是蘇溪場的張家，門當戶對，母親又親自去看過人，說女子人品好，在讀書。似乎都合郭沫若的心意，所以沒經他本人同意便把婚事定了。

舊式婚姻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郭沫若不便拒絕，只好趁這一年的年假回故鄉時草草完婚。

喝了交杯酒后，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對面。揭開新娘頭上的臉帕時，郭沫若心里怦怦直跳，他屏住呼吸想要看個仔細，但相貌不如人意。郭沫若在極度失望中，返身走出了洞房……張瓊華從入門的第一天起，就嘗到了“無夫即無主”的難處。

婚后第5天，郁郁寡歡的郭沫若便坐船去成都了。

張瓊華，這位被重重封建禮教緊緊束縛的女子，獨守閨房，孝敬公婆，對郭沫若從未產生過哀怨的情緒。她雖無西施般貌，黃氏般才，但她有一顆忠厚善良的心。郭沫若居家時讀過的書籍，用過的文具，寫的作業本和手稿，學校發給他的畢業證書，陸續寄回來的書信……張瓊華全都珍藏起來。

異國之戀——佐藤富子

1916年8月初的一天，郭沫若從日本岡山來到東京。他到東京來，是為不久前去世的友人陳龍驥料理后事的。他來到陳龍驥曾經住過的京橋區圣路加病院，無意中見到了一位年輕的看護。她的身高約有1米67左右，體態豐潤，圓端端的臉龐上閃耀著一雙靈活的眼睛，這就是佐藤富子，是年22歲。

在這位年輕的護士面前，郭沫若不知怎的有些臉紅起來。一種異樣的感覺，掠過了他的心頭。他故作鎮定地向富子說明想拿X光片的來意。

兩人簡短對話之后，互留了通訊地址，兩人開始通信。

佐藤富子生于1895年，仙臺人，她在美國人開辦的教會學堂畢業后，只身一人從仙臺來到東京，在京橋區圣路加病院當了看護婦。

郭沫若一遍遍讀著富子的來信，真正感受到了一種帶著苦味的甜蜜，他當即給佐藤富子回信表白了自己的心跡：“……我在醫院大門口看見您的時候立刻愛上了您。”

幾天以后，佐藤富子讀罷郭沫若的來信之后，禁不住笑起來了，心想：“這是情書啊！”

從那以后，郭沫若和佐藤富子一個星期要通上三、四封信。夏去秋來，通過紙上談心，他們相知相愛。

轉眼到了年假，郭沫若再次來到東京，他要和佐藤富子商量一件大事：“我勸你改進女醫學校，我可以把我一人的官費來做兩人使用。”

郭沫若自愿把自己的官費拿出來幫助佐藤富子進女醫學校深造，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他一個月的官費起初僅有33元，并不富裕。但他認為替自己所愛的人盡些微薄之力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

佐藤富子很感動，同時又有些猶豫，她想了想對郭沫若說道：“只顧自己的私圖，不顧你的甘苦，這樣的事情我是不忍做的……”

郭沫若注視著佐藤富子，把他心中的想法說了出來：“女醫學校每年3月招生，時間緊迫，病院里整天忙碌不休，沒有準備的余暇。我看你同我到岡山，認真準備，好不好？”

佐藤富子最終答應了郭沫若的要求。他們住在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里。時間雖然是寒冷的冬天，可他們卻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溫暖。

郭沫若得到了佐藤富子的愛情，他給她取了個中文的名字：安娜。

郭沫若和安娜的結合，沒有得到雙方家庭的認可。直到安娜生了長子以后，郭沫若的父母才寬恕了郭沫若，并承認了安娜的存在。

忘年之交——于立群

好像是命運的有意安排，郭沫若從日本回到上海后不久，經過介紹與小他24歲的于立群相識了。

第一次見面，于立群給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僅僅20來歲，梳兩條小辮，穿一身藍布衣衫，面孔被陽光曬得半黑。作為一個女演員，她在戲劇電影界已經能夠自立，卻絲毫沒有感染到幾乎無人不染的時髦氣息。言談舉止穩重端莊，絕無一般女明星的輕浮與淺薄。

郭沫若之所以對于立群一見如故，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在日本期間曾經結識了天津《大公報》駐東京的女記者于立忱，并一度與之過從甚密。1937年5月于立忱回到上海后自縊身亡。于立群是于立忱的胞妹，郭沫若從她的臉上仿佛又看到了于立忱的面影。

這次見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詩交給他。郭沫若用微微顫抖著的手接過了亡友的遺詩，心情十分激動。他想自己對于立忱的最好紀念，莫過于此：“我有責任保護立群！”從此以后，他們常常見面。

于立群追求進步、向往光明。戰爭年月，北上的路途充滿艱難險阻，郭沫若勸告她取海道經香港繞往武漢，由武漢設法到陜北讀書。

于立群于11月26日離開上海去香港。郭沫若第二天也乘船秘密離開上海赴香港，他沒有告訴于立群。所以，當于立群在香港見到郭沫若時，真是有些出乎意外。在此期間，郭沫若和于立群由相敬而相愛。

12月6日郭沫若與于立群等人又乘船到達廣州。以郭沫若為社長、夏衍為總編輯的《救亡日報》于1938年1月1日在廣州正式復刊。

郭沫若來廣州后住在新亞酒樓。元旦這天，他突然接到來電，讓他去武漢一趟，于立群本來就打算去武漢再轉陜北的，為了結伴同行，她便與其他朋友分開，搬進了新亞酒樓。

新亞酒樓，成了于立群生活中的一個新起點，而對郭沫若來說，則意味著他在婚姻史上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于立群出生于官宦人家，后來破落了。受到家庭的熏陶，她喜愛書法，能懸肘寫一手黑頓頓的正宗大顏字。于立群性格文雅嫻靜，住在新亞酒樓里整天只是不聲不響地讀書寫字，和她寫的顏體字一樣，帶些嚴肅的神情。有了這樣一位嚴肅的“小妹妹”在旁邊寫顏字，惹得擅長書法的郭沫若興味盎然，自然地充當起老師，陪著她一連寫了幾天大顏字。

筆能達意，墨能通情。郭沫若和于立群跨過了年齡和經歷的差距，兩個人的感情像墨汁一樣濃得化不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