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王們在沒有做皇帝的時候，是不怕天下大亂的，在他們眼里“帝王將相寧有種乎？”但是，一旦黃袍加身，登上皇帝寶座，便換了個人似的，沒有不希望穩定的。不但起兵造反的要堅決鎮壓，就是胡說亂說，議論國家大事，容易造成思想混亂的人，也是要嚴加懲處的。這方面，古今帝王中，周厲王尤甚。

周厲王是西周時期的一個國王，且不說此人如何，但看他死后的謚號“厲王”，就知道此人之德性。辭源上對“厲”的解釋為，“厲者，惡也，虐也。又，殺戮不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厲的意思是暴厲，就是酷虐，就是亂殺無辜，就是獨夫民賊。

據歷史記載，這位周厲王在位期間，橫征暴斂，大權獨攬，恨不得把天下所有的財富都歸到自己的名下。所以國人恨他，反對他，議論他。

國人的議論肯定不是歌功頌德了，有些話可能還很難聽。所以，厲王不高興了，一個國家“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亂”，沒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國人亂說亂動，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于是周厲王派巫人監視老百姓，如果有誰敢搬弄是非，就把他抓起來，把腦袋砍掉。這一招，果然奏效，國人“道路以目”，相互瞅瞅就不錯了，沒有人再敢到一塊議論什么了。

周厲王終于高興起來，他對召公說：“我能制止他們胡說八道了，現在再也沒有人敢對我進行誹謗了。”

但是，召公聽了之后，非常憂慮地說：“大王啊！你這是在堵百姓的嘴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因此治水的人，都是開通溝渠讓洪水通暢;治理百姓的人，都是開導讓他們講話。然后，好的加以推行，壞的加以防范，這樣才能獲得國人的擁護啊！”多好的建議啊！可是周厲王為什么就是不采納呢？如果采納，是不是就不會落到僅過三年就被國人流放的下場呢？

其實不然，大凡統治者都不是愚蠢的，他們比我們想像的要聰明得多。事實證明，愚蠢的恰恰是召公而不是厲王。

為什么這樣說呢？作為一個大臣，給皇帝出主意，一定要從國家的實際情況出發，要審時度勢，脫離實際的主意不是好主意。

從當時的國情來看，如果周厲王是一個開明仁慈的君主，周王朝是一個國泰民安的國家，那么讓大家敞開說吧，隨便議論去吧，反正也沒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即便有點問題，解決解決也就行了。可是，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厲王是一個暴君，貪婪成性，對國人瘋狂掠奪，殘酷鎮壓。國人和君主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極端惡化的程度，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無法緩解。

所以，周厲王一點都不糊涂，他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他的殘酷和暴虐，已經犯下了滔天罪行，老百姓早已怨聲載道。無論他怎樣改變，國人都不會寬恕。況且他也不想改變，如果改變，就沒了快樂，沒了快樂，還當什么帝王？

許多人曾把召公的話奉為至寶，常常用來教訓別人，其實這太單純了。召公不過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他還沒有把周厲王想得非常壞，以為只要周厲王認真改正錯誤，還是能得到國人的寬恕和諒解。所以他希望周厲王能夠開明一些，虛心納言，廣泛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不斷改進自己的工作，在人民心中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

其實這是不可能的，召公所說的疏導，就是不加限制地讓國人隨便說，那怎么行！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什么都不要讓他們知道，知道了，就壞了事了。在一個國家，君主的所作所為，只有少數人才了解內情，只有少數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讓這些人隨便亂講，就會給那些別有用心的人以可乘之機，他們就會借機煽動老百姓的不滿情緒，就會火上澆油，就會制造事端，就會欺騙不明真相的群眾。如果打開讓老百姓說話的閘口，那就會像洪水一樣，一瀉千里，一發而不可收，厲王的統治就會頃刻瓦解。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只有堵這一條路了，反正穩定一天算一天，維持一年算一年。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

史書上說：由于厲王不聽召公的話，“三年，乃流王于彘。”那意思就是說，厲王咎由自取，如果聽了召公的話，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悲劇，厲王的統治就會長治久安地維持下去。其實這是寫史人的偏見，如果厲王真的按照召公的話去做了，恐怕連一天都維持不下去了。

不過，以我之見，厲王的悲劇不在于沒有聽召公的話，而在于沒有對自己進行正面宣傳。假如他一面不準國人隨便議論，防民之口，一面向國人宣傳自己勤政愛民的先進事跡，樹立開明仁愛君主的高大形象，管他真的假的，如戈培爾所說，“謊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那么，再多維持幾年大概還是沒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