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近代抗日史上的位置，是一個長期爭論不休的話題。在同時代的胡適眼里，有一個與今人的慣性認知迥異的張學良。

一、自30年代到50年代，胡適對張學良的評價越來越低

1、九一八前夕，胡適告誡張學良“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

胡適長期關心時局，張學良又長期身處時局中心，故而很早胡適就曾欲對張學良有所影響。1930年9月，張率軍入關，通電擁蔣，結束中原大戰，新獲晉、冀、察、綏四省地盤，高就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之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力與聲望飆升至人生的頂點，正是春風得意之時。胡卻在10月27日寫信給張，潑了一瓢冷水：“信中大意說，他機會太好，責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問題細細籌慮過。凡執事不敬，未有不敗亡的。”顯見對張的能力深感懷疑。

胡適的懷疑并非無因。其日記1930年10月11日條下記載了他從羅文干處聽來的一段軼事：“湯爾和被張學良派來北平見精衛，初甚得意，每日自譯長電幾百字，用密碼打出。但張學良在葫蘆島，他的秘書王樹翰卻把他的密碼丟了，故每日得電皆不知所云，電告他再譯。爾和大怒，發電云：語長不能再譯，語密未便交郵，徒勞無益，甚負漢卿兄委托！”軍政事務事關機密，豈可“再譯”為明碼發送？張辦事如此兒戲，讓胡忍不住感嘆：“這個故事真可為妄想利用武人者作一棒喝。”告誡信中的“執事不敬”，應當正是就此類問題而言。

2、熱河淪陷，胡適憤然寫道：“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里，那得不亡國？”

1933年3月，東北軍控制下的熱河，不到十天即告淪陷。3月2日晚，胡適“到張學良將軍宅吃飯”：“他說，南凌已失了。他說，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會派人去做點宣傳工作。我忍不住對他說：事實的宣傳比什么都更有力。我們說的是空話，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實，我們如何能發生效力？最后是你自己到熱河去，把湯玉麟殺了或免職了，人民自然會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我對他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若不設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張將軍只能嘆氣撒謊而己。”胡適在日記中憤然寫道：“國家大事在這種人手里，那得不亡國？十幾年前，我曾說，“中國不亡，世無天理”。今日之事，還有何說！”

3月6日，胡適撰文《全國震驚之后》，刊于次日的《獨立評論》，文章直斥張學良“他的體力與精神，知識與訓練，都不是能夠擔當這種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舉了張的五大罪過：“(一)自己以取咎取怨之身，明知不能負此大任而偏要戀棧，貽誤國家，其罪一;(二)庇護湯玉麟，縱容他禍害人民，斷送土地，其罪二;(三)有充分時間而對熱河、榆關不作充分的準備，其罪三;時機已急，而不親赴前線督師，又至今還不引咎自譴，其罪四;性情多疑，不能信任人，故手下無一敢負責做事的人才，亦無一能負責自為戰的軍隊;事必恭親，而精力又不允許;部下之不統一，智慧之不統一，……都由于無一個人肯替他負責任，其罪五。”胡適并將此文原稿送給張學良看，勸其辭職，將華北全部交給中央負責，“如此則尚有自贖之功”。

3、直到1950年代，胡適仍在感嘆張學良的“理解力從沒有成熟過”

其實，早在熱河淪陷的前一年的1932年8月8日，當張學良與汪精衛交惡之際，胡適曾公開撰文《汪精衛與張學良》，墾勸張辭職，明言華北的抗日大任，決非張的能力“可以輕易擔當得起的”。胡適說：

“東北的淪陷雖然不是那一個人應負全責的，然而張學良先生以軍政兩方的全權領袖的資格，負的責任最重最大，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九一八以后，他還可以說有整理殘余軍隊和軍實以謀恢復失地的機會和責任，但錦州退兵以后，社會上對他的責難就很不容易答辯了(編輯注：蔣介石及南京政府明令張學良守衛錦州，但張以只愿全國抗日“玉碎”、不愿東北軍獨自抗日“瓦碎”為由，拒不受命)。他在這個時候，若能決心引咎自劾辭職，還可以使一般人覺悟凡不能御侮守土的軍人必不能保持其權位;即使政府的威權不能立即執行其應施的懲罰，個人良心的譴責和社會輿論的潛勢力終有使他不能不自劾的一日。……張學良先生是個少年軍人，經過了這五年來奇慘大辱的經驗，他應該明白今日國家的重要責任不是可以輕易擔當得起的。他如果還有替國家做大事的野心，他應該撇開他的過去，擺脫一切障礙，努力向前途去創造他的將來。少年的得志幾乎完全毀了他的身體和精神，壯年的慘痛奇辱也許可以完全再造一個新的生命。如果他能決心離開他現在的生活，到外國去過幾年勤苦的學生生活，看看現代的國家是怎樣統治的，學學先進國家的領袖是怎樣過日子的，——那么，將來的中國政治舞臺上盡有他可以服勞效力的機會。如果他到了今日還不能有這種覺悟，以身敗名裂的人妄想支撐一個不可終日的危局，將來再要尋一個可以從容下臺的機會，怕不容易得了。我們本“君子愛人以德”的古訓，很誠懇的勸告張學良先生決心辭職。”

1932年，張學良(左一)與國聯調查團，正中是于鳳至

但張學良沒有理會胡適的敦勸，終于還是熬到熱河淪陷。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后，胡適對張學良的看法跌到了谷底。12月13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漢卿為人有小聰明，而根基太壞，到如今還不曾成熟，就為小人所誤。”12月20日，上海《大公報》刊登胡適的文章《張學良的叛國》，表達了其對張行動的完全否定。直到1950年，胡適仍在《史大林雄圖下的中國》一文中感嘆：“這個‘少帥’張學良，那時正在三十四十歲的中間，是一個因縱容而變壞的豎子，他的理解力從沒有成熟過，……他已陷入了夜郎自大的地步。”

二、從熱河淪陷來看，胡適的批評并非沒有道理

1、暴虐到把百姓驅入日寇懷抱的省主席湯玉麟是熱河淪陷的關鍵

要判斷胡適對張學良的上述評價有沒有道理，有沒有依據，熱河淪陷是最佳的觀察案例。因為相對于九一八事變和西安事變，熱河淪陷前后，胡適與張學良的直接交往最為頻繁和密切，其觀察體會理應最為準確。

1933年2月23日，日軍發起“熱河作戰”，僅僅10天，面積18萬平方公里的熱河省即全部淪陷，舉國震驚。熱河瞬間淪陷的直接責任人，毫無疑問是當時的省主席、奉系軍閥湯玉麟。此人土匪出身，嗜財如命。其治理熱河，橫政暴斂，大種鴉片，據杜月笙下屬郁詠馥講，“熱河的湯玉麟，每年就有價值好幾百萬元的煙土運來上海，都是由杜月笙代為銷售”，熱河淪陷前夕，湯玉麟不去指揮作戰，而是忙于征集卡車趕緊把鴉片、家產運往關內。湯部熱河兵力號稱8萬，其實大部分吃的空餉，實際兵力不過2萬左右，且軍紀敗壞，戰斗力極為低下。湯玉麟自己很清楚，面對日軍的進攻，“看我熱河的軍政，只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但同時湯又割據意識濃厚，視熱河為個人私產，寧愿與日軍互通款曲，被日軍攻陷，也絕不愿意其他部隊進入熱河。整個熱河之戰，中國軍隊沒有任何全盤指揮可言，沒有進行過一次主動進攻，大部分防御戰，都是在傷亡不過數十人的情況下即全線崩潰退卻。日本軍官鈴木美通在日記中寫道：“湯玉麟曾通電全中國，‘誓與國土共存亡’，但十數日湯卻如云如霞，不戰而逃。”

湯治理熱河，其暴政之烈，已至將百姓驅入日寇懷抱的程度。張學良對胡適講：“人民痛恨湯玉麟的虐政，不肯與軍隊合作，甚至危害軍隊。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熱河境內，即有二營長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胡適當時擔任東北熱河后援協進會理事，頗能得到第一手的前線信息，他也說：“天津朋友看見灤東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來，人心已去”;“ 在后援會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湯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歡迎敵軍”。當時傳言說日軍僅靠128名騎兵，即不費吹灰之力攻陷了湯玉麟坐鎮的熱河省府承德，湯落荒而逃，不知所蹤。此事在當時被國人視作民族的奇恥大辱，殊不知若干年后，據日方資料披露，承德的淪陷，僅系日軍第8師團司令部參謀河野悅次郎所乘坐的一輛裝甲車所致，河野當日乘車偵查前線，發現城內守備荒蕪，即下令冒險沖入城內。一輛偵查裝甲車，至多不過承載十數人，較之當年128名騎兵之傳言，于國人實可謂辱無可辱。日方史料還證實，承德百姓確實擁上街面歡迎日軍，與張學良、胡適當年所得到的信息可以互相印證。

左起：張學良、宋子文、湯玉麟、孫殿英齊聚熱河商討熱河防御戰事。

2、蔣介石曾反復要求張學良解決湯玉麟，但張猶豫不決終未執行

熱河十天盡失，但南京國民政府積極籌劃熱河防務，卻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3月。上海一反之，若日軍取得熱河，則可俯視華北，進窺平津。而且就攻防戰略而言，熱河多山，易守難攻，平津地區則是一片曠野，是日軍飛機、坦克、重炮的用武之地，故而欲護衛平津，必須先保住熱河。但熱河政權操于昏聵無能的湯玉麟之手，不解決湯玉麟，則一切都是空談。故而1932年6月的廬山會議中，蔣介石、汪精衛已共同決定命張學良先解決湯玉麟，占領熱河，一者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二者威脅山海關日軍，使其不敢輕易進窺平津。蔣并有手書交汪精衛帶給張學良，囑咐其依計劃行事。但張學良并無動作，更與造訪北平的行政院長汪精衛徹底鬧翻。

蔣介石此時忙于在南方完成剿共，故雖然對張學良與汪精衛鬧翻很不滿，視其為“紈绔庸弱之徒”，認為他沒有解決熱河的決心和勇氣，但仍寄希望于張能夠依計行事，毅然派兵入熱解決湯玉麟。7月7日，蔣致電蔣伯誠，再次建議張學良采取強制手段，“先派兵三旅，用夜間動作開到熱河附近，使倭與湯皆不及防，一俟我軍接近熱河，再調湯至察省，則湯必遵令，倭亦無法”，并表示“寧可先占熱河，暫棄平津，亦所不惜”。隨后，因張學良與汪精衛沖突時聲稱“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他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量”，蔣又派親信張群北上與張學良面商一切，以使張確認解決湯玉麟完全是蔣的意思。但張還是未能如蔣所愿，拿下熱河。

張學良之所以遲遲沒有動作，胡適說他“理解力從沒有成熟過”，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熱河不守，則平津亦不可守;保住熱河，則平津雖失，也必有收復的一天——這是包括張學良也承認的客觀形勢判斷。但張一面擔心日軍趁虛侵略平津，一面又憂慮不能順利解決湯玉麟;既對防守熱河缺乏信心，又幻想與日本人互通款曲的湯玉麟能在平津與滿洲之間起到某種緩沖作用。種種猶豫不決的結果，是張不但沒有按蔣介石的計劃行事，反而將中央有意撤換湯玉麟的消息透露給了湯的兒子，以求拉攏湯。熱河作戰時，湯即以此為由只要軍需不要援軍。

整個1932年7-8月，蔣介石一直在不斷地通過電報督促張學良進兵熱河，解決湯玉麟。張群的到來曾一度讓張精神一振，表示將誓死貫徹蔣對熱河的處置計劃，但很快又習慣性地陷入猶豫不決的境地，7月23日，蔣介石又一面致電張群追查張學良是否按計劃出兵熱河，一面指示汪精衛、宋子文，務于本月給張學良籌款50萬元，“以免藉口中止進兵”。蔣的考慮不可謂不周全，但到7月30日，張的熱河政策已經變成了“責成湯玉麟專事防御，監視日本態度”，以至于蔣介石不得不在8月5日再度致電張，要他“既決心進兵熱河，即當速進”，“否則時機一過，必致敗亡”。稍后發生汪精衛與張學良交惡事件，汪指責張無抗日之意，愿以自己的辭職換取張的辭職。蔣介石兩面安撫之余，仍竭力催促張學良迅速解決熱河問題，要求“無論漢卿辭職與否，應于三日以內，親率所部急趨熱河，以最秘密最敏捷之方法行之，不宜稍涉游移”，并提出上中下三策讓張學良自己選：“一、不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二、辭職而帶兵入熱抗日;三、辭職而改組北平綏靖公署”，結果，張毫不猶豫地選了第三策，以至于蔣慨然長嘆，認為張學良“誠不足與共事”、“ 可痛、可嘆”。稍后，北平綏境公署改組為北平軍委會分會，以張學良代行分會委員長職權，所謂辭職，不過是換了個名稱繼續控制平津罷了。

直到1932年底，12月25日，蔣介石仍在敦促張學良：“倭寇北犯侵熱，其期不遠，此間自中回京后，已積極籌備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備六個師隨時可運輸北援，糧秣彈藥，中到滬亦已備辦，甚望吾兄照預定計劃火速布置，勿稍猶豫，今日之事，惟有決戰，可以挽救民心。雖敗猶可圖存，否則必為民族千古之罪人。”但迄至1933年2月日寇侵熱，不但湯玉麟問題沒有解決，熱河防御更是絲毫未曾著手。

3、張學良的自我辯解避重就輕，推卸責任

對于熱河失陷，張學良晚年有一段自述，自認為“此一問題，是我上對國家，下對熱河人民，一件重大的過失”。其中重點提到自己沒有能夠及時解決湯玉麟，“致使他久禍熱河地方，在這一點上，我實覺對熱河的父老，深為咎歉。”但張先是把湯玉麟問題的不解決歸咎于孫科，說孫科的代表曾“在湯處大事活動，希囹拉攏湯之武力，而為湯撐腰”，使商震部隊入熱取代湯玉麟的計劃受挫;又說汪精衛“通電促我下野，致使熱河問題，整個停頓”。

張的這些推辭明顯是不成立的。孫科政府僅上臺三個月，即被蔣介石與汪精衛聯手搞垮。蔣介石和汪精衛在國民政府內的力量，亦遠非孫科可比。張有蔣、汪的支持而不能解決湯玉麟，卻歸咎于勢單力薄的短命孫科政府，實在荒唐。汪、張交惡后，汪精衛實際上也未能逼迫張下野，他仍以代行北平軍委會分會委員長的名義，控制平津，蔣介石也繼續督促、支持其解決湯玉麟，但張始終沒有動作，終于發展到“湯雖口中承諾布防，但始終未向前調動一兵一卒”。張也知道這些推辭難以服人，也承認“熱河湯玉麟的問題，……我不能諉過于人。……我早知湯玉麟昏聵貪悍，雖屢思除去，在九一八之前，不能當機立斷，致延至九一八以后，為投鼠忌器，無可奈何。每一思及，我深感愧怍也。”

1933年3月4日上午10點，日軍進入熱河首府承德

最值得一駁者，是張學良的“要玉碎不要瓦碎”的不抵抗理論。錦州之役，南京屢屢電告張學良，命其抵抗，但張始終堅持不抵抗政策，錦州的東北正規軍未對日軍放一槍一彈。張不抵抗的原因，據東北軍將領王化一1931年12月29日的日記記載：“漢公表示‘不為瓦碎’主張。他說如果是‘玉碎’還可以碎，要是瓦碎則不必。”所謂“玉碎”，是指全國抗戰而言，所謂“瓦碎”，是指東北或錦州的單獨抵抗而言。換言之，張學良堅持認為：只要南京國民政府一日未能發動對日全面抗戰，則東北軍一日不能誓死抗敵，決不“瓦碎”。張的這一“要玉碎不要瓦碎” 的不抵抗理論，在1932年汪精衛親赴北平促其出兵抗日時，被再次提出，張拒絕汪的理由即是“政府(對全面抗戰)是否具有堅決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全面抗戰”與否，成了張手里用來對付南京的一面極有效的盾牌。

但張沒有可能不知道，南京政府在1932-1933年間的抗日策略，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汪精衛對此有充分的說明：“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不喪主權。在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之上不唱高調。”該政策，是國民政府寧、粵雙方代表1931年10月間在上海召開團結會議共同商定的，其要點有三：1、如果日軍來攻，應該抵抗;2、不主張對日宣戰;3、不主張退出國聯。就當時中國的客觀條件而言，對日宣戰進入全面抗戰，確非其時，以局部抵抗來達成交涉，進而阻止日本侵略行動的擴大，是相當務實的做法。這一政策，不但是政府內部的共識，也得到了包括胡適在內的知識分子們的支持。對此一方針，張學良不可能不了解，何況胡適作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針的堅定支持者，此一時期更與張來往甚多。在明知“全面抗戰”尚非其時，政府只能“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情況下，張無視南京的命令，擅自率東北軍不做抵抗撤出錦州，無疑等于是在拆南京的臺——既無抵抗，自然也就喪失了交涉的資格。

事實上，即便熱河之戰前夕，當局宣布全面抗戰，東北軍也未必能夠承擔起抗戰的重任。首先，張學良的地盤意識與湯玉麟并無二致。當日軍部署攻擊熱河之際，華北地區的非東北軍系將領如宋哲元、馮治安、劉汝明、商震、龐炳勛等曾聯名要求蔣介石北上親自坐鎮主持部署，否則前途不堪設想，言時聲淚俱下。但張并不希望蔣介石北上，曾委婉致電蔣說：“鈞座如能北來，自屬最善;倘南中公務緊要，一時不克來平，最好請令(宋)子文兄先行來平”。張的意思，顯然是借宋拒蔣，但蔣并不答應，他告訴張：宋子文無法抽身，“如兄赴熱，弟可北來”。蔣的意思，是要以自己的北上，把張逼到熱河抗日前線去。蔣欲北上的同時，還曾想要調中央軍一道北上，但也被張拒絕——1933年2月14日，蔣在宋子文的一封電報上批復道：“中央部隊如北上為預備，恐友軍多慮。以(張)漢卿前囑(蔣)伯誠電中，如中央軍不加入前線不如不來之語。此果為何人之意，其電中并未詳明。故未開戰前，中央軍不如緩上。”但蔣卻沒有料到，在沒有中央軍存在的情況下，他還沒來得及動身北上，熱河就淪陷了。

其次，在熱河淪陷后的長城抗戰中，東北軍各部的抗戰欲望明顯不如其他部隊。熱河之戰中，抵抗最堅決，損失最慘重的，是后來以盜陵而臭名昭著的西北軍孫殿英部;長城抗戰中，以宋哲元的西北軍和徐庭瑤的中央軍作戰表現最為突出，晉系的商震部也損傷慘重，東北軍幾乎沒有表現，古北口的王以哲旅得知張學良下野，即脫離前線“退至北平附近”，只得以中央軍補入前線;張挺樞師則“因稍有傷亡，自動撤回，致左翼城墻為敵所占領。”胡適更是痛心于東北軍軍官的貪污腐化已至極點，：“九一八后，東北軍人雖遭絕大恥辱，他們在關內的行為無一不是存了日暮途窮的頹廢心理，只想快發財，毫不體恤士卒，更不系念國家。拿這種頹廢墮落的軍官來抵抗那抱著并吞東亞野心的日本軍人，豈非以卵擊石嗎？”

結語

熱河淪陷后，張學良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遂與蔣介石商議后宣布下野。張后來回憶稱：“看我放棄兵權和地盤，棄之如敝屣，別的軍人能辦得到嗎？”蔣卻在日記中記載：“子文以軍隊安置甚難，去漢卿甚有難色，漢卿亦不甚愿去職。余與之決定，勸其辭職，且速離平。”孰可信孰不可信，讀者當可有自己的判斷。